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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极权主义的二十个特征

Jitler — Thu, 28 Jan 2010 10:47:53 +0000

1941年7月，胡适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发表了《民主与极权的冲突》的英文演说。在演说中概括了美国政治家马科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对极权主义二十个特征，认为不管哪个政权只要具备这二十个特征中的任何一个特征，便具有二十分之一的极权主义本质。

这二十个特征是：
　　1. 把狭义的国家主义情绪提高到宗教狂的程度。

　　2. 由一个军队般严格约束的政党来执掌国家政权。

　　3. 严厉取缔一切反对政府的意见。

　　4. 把超然的宗教信仰降低到国家主义的宗教之下。

　　5. 神化“领袖”，把领袖当作一般信仰的中心。

　　6. 提倡反理智反知识，谄媚和欺骗无知的民众，严惩诚实的思想。

　　7. 毁灭书籍，曲解历史及科学上的真理。

　　8. 废除纯粹寻求真理的科学与学问。

　　9. 以武断代替辩论，由政党控制新闻。

　　10. 使人民陷入文化和信息的孤立，对外界的真实情况无从知晓。

　　11. 由政党统制一切艺术文化。

　　12. 破坏政治信义，使用虚伪和伪善的手段蒙蔽人民。

　　13. 政府有计划地实施罪恶行为。

　　14. 鼓励人民陷害和虐待所谓的“人民公敌”。

　　15. 恢复野蛮的家族连坐法对待所谓的“人民公敌”。

　　16. 准备永久的战争把人民军事化。

　　17. 不择手段地鼓励人口增加。

　　18. 把劳工阶级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到处滥用。

　　19. 禁止工人的罢工和抗议，摧毁一切劳工运动。

　　20. 工农商各行各业皆受执政党领袖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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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是1941年说的,请不要联想和对号入座,谢谢!

第三帝国纳粹控制舆论的5个手段

Jitler — Tue, 29 Dec 2009 03:33:02 +0000

一，宣传征服群众前，先征服宣传者。

戈培尔有句名言：“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所有一切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手段都是好的”。1933年9月22日，成立德国文化协会。该协会下设德国美术、音乐、戏剧、文学、新会、广播、电影等协会。凡在相关领域中工作的人，都必须加入相关协会。“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协会拒绝接受为会员，已取得会员资格的，可以开除。这样，通过德国文化协会对整个文化活动的集中控制，就可以“纯洁”出一支效命于纳粹政权的文化队伍。

问题是一旦文艺成为政权的附庸和工具，退化就不可避免。但希特勒、戈培尔们并不是笨蛋，他们也不想德国的文化艺术“退化”得无人问津。相反，他们希望艺术性和纳粹化能完美结合，不仅德国人喜闻乐见，就是全世界也喝彩。希特勒亲自邀请德国著名女导演里芬施塔尔出马，就是例子。里芬施塔尔拍摄的《意志的胜利》，成功地将纳粹政治艺术化。戈培尔称赞它“成功地摆脱了陷入简单宣传的危险”，将伟大时代的激越旋律“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

二，严格的审查管制

电影公映、书籍出版、报刊发行、新闻内容审查权牢牢地攥在戈培尔的教化与宣传部手里，除此以外纳粹还通过购买、清洗、控制股份、审查、停刊等手段加以控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纳粹党或党内个人拥有或控制的报纸，只占全部报纸销量2500 万份中的三分之二。《伏斯日报》是德国最主要的报纸，地位有如《泰晤士报》之于英国，《纽约时报》之于美国，它创刊于1704年，可是在1934年4月1 日，这家发行了230年的自由主义报纸，被迫停刊。另一份世界驰名的自由主义报纸《柏林日报》，虽然不像《伏斯日报》那样被直接要了老命，可是它的老板在 1933年春被迫出让自己在这家报纸的股份。

戈培尔对新闻的管制，细致入微。当过驻德记者的夏伊勒这样写道：“每天早晨，柏林各日报的编辑以及德国其他地方的报纸的记者，都聚集在宣传部里，由戈培尔博士或者他的一个助手告诉他们：什么新闻该发布，什么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怎么写和怎么拟标题，什么运动该取消，什么运动要开展，当天需要什么样的社论。为了防止误解，除了口头训令外，每天还有一篇书面指示。对于小地方的报纸和期刊，则用电报或信件发出指示。

三，灌输纳粹党学说比生产重要

戈培尔认为，“灌输纳粹党学说比工人们的生产更重要”。纳粹上台之初，德国的收音机普及率不高，没法让家家户户都很快拥有一台收音机。于是纳粹创造性地下达了集体收听广播的命令。因此，国民们连耳根清净的自由都没了。而且，许多广播节目被安排在上班时间播出，在播出的时候，人们必须放下手头的工作收听广播。即使广播的时候你是在咖啡厅或者餐馆，那也不会成为漏网之鱼，因为像餐厅、咖啡馆之类的所有公共场所，都必须配备收音机。而对于行人来说，街头的扬声器照样会把纳粹党的声音传送到你的耳朵里。

四，整肃手段异常残酷

纳粹当局知道，规定媒体这也不能报道那也不能评论的做法见不得人。于是，堂堂第三帝国的教化和宣传部就如黑帮一样偷偷行事，把每天规定的这也不能报道那也不能评论的指令，当成纳粹党国的秘密。按照纳粹德国刑法典的规定，“泄露国家机密者，处死刑”；“以泄露为目的，而着手取得国家机密者，处死刑或无期重惩役”。

1936 年，因为偶尔把戈培尔每天向新闻界下达的一些密令副本给过外国记者，德国《波森日报》的一位先生被判处死刑，后来又被减为无期徒刑。《格鲁恩邮报》的编辑埃姆·韦尔克因为指责说，报刊之所以变得干巴巴，是因为宣传部的官僚主义和高压手段。于是这份周刊受到停刊三个月的处罚，而韦尔克自己不仅被戈培尔撤了职，还被送进了集中营。

因为无线电波跟报刊不同，如果不能进行有效地技术干扰，一家英国电台的广播，柏林人也可以收听到。为此，第三帝国就把收听外国电台视为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有一次，一名德军飞行员的母亲接到通知，说她的儿子已经失踪并被认定死亡。可是几天后，英国广播公司公布的德国战俘名单里却有她的儿子。次日，有八个朋友和熟人来信告诉她这个消息。可是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这位母亲向警察告发了这些人收听敌台，于是他们全都被捕了。

五，给隐瞒事实真相贴上维护国家利益的标签

为了更好地蒙人，纳粹德国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比如，对于隐瞒和掩盖真相的一个理由就是，如果如实地公开披露，会损害国家的威望，为英法等西方国家提供了攻击德国的口实。

这种是非颠倒的逻辑，却为一些对“德国”情意绵绵的忠诚国民所接受。他们认为，对纳粹的抨击就是对德国的抨击，作为一个德国人，他们感情上接受不了，揭露何批评德国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是伤害他们的感情。结果，被当局当猴耍了还觉得自己是爱国呢。

中立病(1)

那时没有刑法之反革命XXX罪

Jitler — Tue, 01 Sep 2009 05:19:35 +0000

来自豆瓣

在外地出差，和一群刑事法官下去调研。山路漫漫，大家开始说笑话解闷。既然都是法官，主题当然与案子有关。

一位老法官说，1975年刚到法院工作时，国家根本没有《刑法》，一本1950年代起草的“刑法草案”，就是办案参考。没有经过任何法律训练的人，照样可以做法官、办大案。

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定罪量刑的随意性很大，尤其体现在罪名认定上。为了争取政治正确，任何罪名之前都得冠以“反革命”三字，如杀人就是反革命杀人罪，强奸就是反革命强奸罪……

有一次，某个村子出了起奸尸案，搁在现在，当然得定侮辱尸体罪，那时这就属于疑难案件了。法官们讨论了半天，始终没有结论，最后还是承办人突发奇想，拟定了罪名：反革命……不讲卫生罪！

一车人皆笑。另一位法官忍不住了，也讲了个罪名故事：

“说个真实案例，是我们90年代搞案件复查时发现的。也发生在没有《刑法》的年代。有位年轻工人，晚上做梦梦到和车间一名漂亮女工发生了关系，早上醒来很兴奋，到处向厂里人吹嘘，连细节都说得一清二楚。消息很快传到女工那里，那姑娘是个烈性子，羞愤难当，居然上吊自杀了。”

“出了人命，事情就闹大了。年轻工人很快被保卫科抓了起来。案子到了法院，怎么定罪又成了问题，有人说该定反革命流氓罪，也有人持反对意见，认为那年轻工人只是做梦，并没有真正耍流氓，就算说他耍流氓，也是口头耍流氓。最后，还是法院院长拍了板：反革命梦奸罪，10年！”

一位女法官嫌我们讲得恶俗，便说了个带点浪漫色彩的：

“有个村子，当年许多知青在此下放。有段时间，女知青们纷纷投诉，说总有人偷看她们洗澡。村里很重视此事，安排民兵和男知青轮流值班，终于破案，原来是村里一个二流子所为。案子到了法院，定罪又成了问题。其间，也有人提议定反革命流氓罪，可人家只是偷窥，没有动手啊。最后，还是一位军代表有见地，想了一个又贴合实际，又浪漫的罪名：反革命偷看青春罪。”

我们聊得热烈，笑得大声，一位老同志一直闭目养神。见我们再无可讲，他终于开口了：

“你们都说完了吧，我给你们说个猛的，也是真实案例，发生地点是昆明，80年代平反错案时，我亲手纠正的。两个年轻工人，其中一个家里有点小钱，买了块上海牌手表。你们要知道，那时候有块上海手表，可是很不得了的事情，跟你们女同志现在有个LV包包差不多。买表的那哥们儿，姑且称甲吧，有一天无聊，跟朋友乙打赌，说：你如果把路边那坨屎吃了，我就把手上的上海表扒给你！乙一听，靠，还有这么好的事，二话没说，就把路边那坨屎吃了……”

我们都被雷住了，认真听老法官讲。

“乙吃完，漱了口，嘿嘿，这个是我想象的，他总不能含着屎说话吧，就对甲说，把表给我吧！这个时候，甲反悔了，他肯定没想到乙会真得会把屎吃了，只好赖账不给。乙火了，要打甲。甲只好说，那我也吃一坨屎，就当还你吧，于是忍着恶心，也吃了路边另外一坨屎。”

或许是情节太过离奇，车内安静极了。老法官点了根烟，继续说：

“倒霉的是，乙吃的是新拉出来的屎，所以没事。而甲吃的是陈年旧屎，有毒，当时就不行了，送到医院时，人已经死了。出了人命，单位当然不会放过乙，把他扭伤到了公安机关。至于怎么定罪嘛……”老法官坏笑着看了看我们。”

“反革命杀人罪？”

“反革命贪婪罪？”

老法官答：“反革命赌博吃屎致人死亡罪，15年！”

（谨以此文，献给1979年《刑法》颁布30周年，并提醒大家，一部完备、稳定、限制司法者无限想象力的《刑法》，对建设法治社会有多重要。）

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

Jitler — Sat, 29 Aug 2009 15:19:10 +0000

声明:本人并无任务讽刺影射之意,请勿联想,谢谢.
在中国的社会中，逢旬寿时（即满十年的生日）往往比平常的来得隆重。常言道“人生能有几许个十年？”，即便是作为普通国人而言，也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然而与逢旬寿更有不同的，尤以六十岁的更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所谓六十者为一个花甲也，距离古稀之年早已是转眼即现的问题。因此论祝寿的规模与形式，超之过往恰恰也是属于情理之中。
当然作为封建社会里头的帝王而言，能长寿已经是日思夜盼的了，若是能耐耗到六十年仍然是“光洁如新”，“青春常驻”者。俺看，曲指数之真可谓廖廖矣。然而在大清帝国的国君里头，论长寿者可真是大有人在。想当年康熙大帝，“十全老人”的乾隆，虽则已经年过花甲，但可真谓老当益壮，福如东海。能长寿者当然是要值得和懂得庆贺，更何况是帝王乎？康熙大帝的六旬整寿和乾隆爷的八旬整寿因此就举办过一次规模诺大的“万寿庆典”活动。转眼之间，大清帝国入主中原已经多年，是时光绪二十年（1894年），这一年，正好就是慈禧老佛爷的六十大寿。
仅就慈禧作为皇太后而言，操办一次规模盛大并隆重的六十庆典活动是人之常情，完全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可问题是慈禧的六十大寿正值国力衰微内忧外患之时，在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理应收敛私欲，同仇敌忾，奋起抗敌；还是为逞一己之贪欲，而置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于不顾？然而老佛爷选择了后者，她的六十大寿非比寻常，竟然成为清政府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
当有人建议停止颐和园工程、停办点景，移作军费的时候，慈禧太后却非常生气，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
筹备工作当然是不能怠慢的，早在光绪十八年（1892），光绪帝即颁下上谕，提前近两年为慈禧的六旬生日作准备：
“甲午年，欣逢(慈禧太后)花甲昌期，寿宇宏开，朕当率天下臣民胪欢祝嘏。所有应备仪文典礼，必应专派大臣敬谨办理，以昭慎重。著派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劻，大学士额勒和布、张之万、福锟，户部尚书熙敬、翁同龢，礼部尚书崑冈、李鸿藻，兵部尚书许庚身，工部尚书松溎、孙家鼐，总办万寿庆典。该王大臣等其会同户部、礼部、工部、内务府，恪恭将事，博稽旧典，详议隆议，随时请旨遵行。”（《皇太后六旬庆典档案》）
随后，一切为庆典而进行的准备工作，大张旗鼓地进行着：油饰庆典场所，添置庆典所穿的服饰，令江西烧造绘有“万寿无疆”字样和各种吉庆图案的餐饮具。全国各地贡献的圣寿礼品以九为基数，九九为最多，寿礼囊括人间稀罕之物。为显示“圣寿”的隆重豪华，慈禧还下令设计《万寿点景画稿》，计划从西华门到颐和园的数十里路上用彩绸搭建六十多处彩棚、戏台、牌楼、经坛和各种楼阁等点景工程（后因甲午战争爆发，点景工程未实现）。现存于故宫的慈禧六十万寿六十段点景画稿真实地再现了慈禧大搞庆寿活动的情景。
举国兴办如此规模宏大、豪华铺张的“六旬庆典”，巨大的开支犹如压在光绪帝身上的一座大山。就在筹备庆典的同时，为了应付军费开支，户部刚刚向国外银行借贷。
据《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三期记载：
由于战局恶化，为了军事需要，清政府向英国、德国订购了几艘快艇，又向阿根廷订购了十三艘快艇，共计需款四百余万两；
为了应付战局，军队的开拔、招募和编练、沿海的防御，总计需款三百九十余万两。
“致远号”中国官兵（中立者为邓世昌）如此巨大的军事开支，短期内集结在一起，令国库空虚、靠借贷度日的清政府难以为继。百般筹措，依然无果，不得已户部只得再举外债。光绪二十年六月（1894年7月），也就是慈禧寿典的筹备接近尾声之际，户部通过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向英国银行借贷一千万两，年息七厘半，十年以后还本，十年中利息银四百二十万两。
前线战事愈演愈烈，军费的筹措尚且需要举借外债，那么庆典的费用又将如何筹措？毫无疑问，从已经寅吃卯粮的清政府的财政状况来看，用于慈禧庆典的费用，只能是挪用、拼凑与搜刮，此外绝无他途。据《皇太后六旬庆典》档案资料记载，费用主要来自二个方面：
(1)“部库提拨”：从“筹备饷需、边防经费两款”中提用一百万两，从铁路经费中挪用二百万两；
(2)“京外统筹”：即向京内外臣工摊派的银两。据档案记载，宗室王公、京内各衙门、各省督抚将军等文武官员共计报效银两二百九十八万余两。
这笔费用来源是《皇太后六旬庆典》档案中有据可查的银两，至于不见于账面的隐性费用还不知有多少。此外，慈禧索取的贡品，不可胜计，其价值更是无法估量。
慈禧六旬庆典的正日是光绪二十年十月十日，而是年的六月二十三日（1894年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战，在牙山口外丰岛附近袭击并击沉清朝运兵的商船“高升号”，船上七百余人全部遇难。七月一日（8月1日）中日正式宣战。八月十八日，日本海军在鸭绿江口的大东沟海面挑起了黄海大战，北洋海军顽强抵抗，统帅丁汝昌负伤，“致远号”等四艘战舰被击沉，几百名北洋海军官兵壮烈殉国。九月二十六日（10月24日），日军渡过鸭绿江，大举侵入辽南，随后向大连、旅顺进犯。
前方战事吃紧，军费开支屡屡告急，而慈禧却为自己的生日庆典大肆挥霍，朝中部分官员产生不满情绪，他们纷纷上书，呼吁停止庆典工程，将祝寿费移作军费。户部尚书翁同龢更是在奏折中历陈户部筹款之艰难，请求停止“以后寻常工程，其业经兴办之工毋庸停止”（《翁同龢日记》）。
但从九月二十五日，王大臣以及外省各大臣呈进万寿贡物，拉开了慈禧六旬庆典的序幕。从十月初一起，内外臣工“穿蟒袍补褂一月”，隆重的祝寿活动正式开始了。自此，宫里日日有隆重的庆祝活动，直到十月十七日六旬庆典才告结束。
十月初十日，是慈禧六旬庆典的高潮。这天，宁寿门外至皇极门外设慈禧皇太后仪驾。辰刻，慈禧御礼服，由乐寿堂乘八人花杆孔雀顶轿出神武门、进北上门，至寿皇殿列圣前拈香行礼。又至承乾宫、毓庆宫、乾清宫东暖阁、天穹宝殿、钦安殿、斗坛等处拈香行礼毕，还乐寿堂。巳初，慈禧由乐寿堂乘八人花杆孔雀顶轿出养性门，升皇极殿宝座。礼部堂官引光绪帝于宁寿门中门入，诣慈禧前跪进表文，宫殿《点石斋画报》之“太后圣寿”
监侍一员跪接表文，安于宝座东旁黄案上。光绪帝步行至宁寿门槛外拜褥上立，率诸王大臣等行三跪九叩礼。礼毕，还宫。随后，接受皇后、瑾妃、珍妃、荣寿固伦公主、福晋等参拜。礼毕，慈禧还乐寿堂，升宝座，光绪帝诣慈禧前跪递如意毕，皇后率瑾妃、珍妃等诣慈禧前跪如意毕。慈禧由乐寿堂乘八人花杆孔雀顶轿至阅是楼院内降舆，光绪帝率皇后、瑾妃、珍妃跪接、进膳、进果桌、看戏。戏毕，光绪率皇后、瑾妃、珍妃跪送，慈禧乘八人花杆孔雀顶轿还乐寿堂。
如此的规模、如此的欢庆，令亲身参与庆典的翁同龢瞠目结舌，在日记中他写道：“济济焉，盛典哉！”（《翁同龢日记》）
而这一天，日军攻占了辽南重镇大连。国土沦丧、重镇失守、民众惨遭屠戮的危殆时刻，慈禧却在宫中升殿受贺，大宴群臣，并接连赏戏三天。
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三日（1895年2月7日），刘公岛陷落，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而清廷派往日本议和的使臣张荫桓、邵友濂又遭到拒绝，日本要求另派十足全权、曾办大事、名位最尊、素有声望的人为谈判代表。慈禧太后决定派遣李鸿章为全权代表赴日议。这时，李鸿章已被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革职留任。正月十八日（2月12日），慈禧太后面谕军机大臣：“即著伊去，一切开复，即令来京请训。”奕�说：“上意不令来京。如此，恐与早间所奉谕旨不符。”慈禧太后说：“我自面商。既请旨，我可作一半主张也。”次日，发布上谕，李鸿章著赏还翎顶，开复革留处分，并赏还黄马褂，作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议和。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代表签订了《马关条约》。
当一个王朝把最高统治者的寿诞看得比民族的兴亡还重要的时候，这个王朝就走向了毫无希望的穷途末路。据后来史料披露，日本政府之所以选择光绪二十年发动这场侵略战争，原因之一就是：“日知今年慈圣庆典，华必忍让。倘见我将大举，或易结束，否则非有所得，不能去也。”（《李文忠公电稿》）

原文链接: http://kisshi.com/2009/08/29/60-miewang-daojishi/

勿忘国耻:七七卢沟桥事变

Jitler — Tue, 07 Jul 2009 11:53:47 +0000

岁月已逝七十余载，尘封多年事，今日世事已不再。俱往矣，历历在目尤昨日。顾往昔，民族罹难，生灵涂炭，何敢一日忘。中华儿女多慨慷，未有旦夕屈从寇，可叹亡灵万万千。人间炼狱灼炎黄，冤魂百千强。今昔先辈登灵台，望人间，敢叫倭奴屈膝又悲颜？当年贼寇已忏悔，昨日事，明昔难重演？

历史这玩意真是替政治服务的,记得去年的今天,官方及各大门户媒体都对此事低调再低调的处理..当时我没在任何国内大门户网站上看到一条相关的新闻,我不知道为什么…而今年呢?哼哼,看来这个真是一个转移焦点的好办法啊..
不过我还要发帖铭记下历史,历史是不断重复的,忽视历史规律的必将灭亡!

1943年7月4日《新华日报》社论

Jitler — Sat, 04 Jul 2009 12:18:13 +0000

以下内容来自1943年7月4日《新华日报》所发表的公开社论,本人并不明白其中意思,如有需要请抓捕《新华日报》相关人员,谢谢.

《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社论
今天是美国国庆日。1776年7月4日，美国人民在华盛顿、杰佛逊等民主主义伟大先驱的领导下，宣布了民族的独立。美国的独立是处于这样的历史条件：它不但代表美国的民族利益，而且代表美国的民主利益，代表美国要求自由的多数人民而与美国当时的保皇党–大地主、大商人、职业宗教家的集团相对立。这样，领导独立战争的华盛顿就不但完成了民族的任务，同时还完成了政治上、经济上的民主任务，而被选举为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的民主共和国的第一个大总统了。同样，杰佛逊总统，不但是《独立宣言》的起草者，同时也是消灭大地主法案、思想自由法案、全民教育法案、禁止输入奴隶和限制奴隶法案的起草者。这个事实，就说明了美国独立运动的丰富历史内容，也就说明了美国为什么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典型的民主国；而且直到今天，也与社|会|主义的苏联成为民主世界的双璧。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些社会主义的伟大思想家和行动家，对于美国的战斗民主主义及其在世界史上的进步作用，从来都是给予高度的评价的。美国的战斗民主主义有其光荣的历史传统，美国的独立不是垂手而得，是在8年的对外战争与更长期的对内斗争中完成的。列宁说，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真正解放和真正革命的战争”之一；正因为如此，美国的民主派领袖杰佛逊和杰克逊，美国民主党的这两个创造者，在他们斗争中甚至被他们的政敌指为“共C主义者”和 “赤|化分子”。美国穷木工的儿子林肯，他所领导的黑奴解放战争被马克思称为“开始了劳动阶级兴起的新时期”。而在实际上，他与马克思所领导的美国共C主义者和欧洲共产主义者也是合作的，他曾委任美国的共产主义者担任他的军官。这样，他就更有理由被当时的反动派指为“共C主义”和“赤|化分子”了，以至最后这些顽固分子竟然暗杀了他。
美国的战斗民主主义不但在十八、十九世纪的独立战争和黑奴解放战争中产生了它的伟大代表人物，在二十世纪的反法西斯战争中也产生了它的伟大代表人物。毫无疑问的，今天美国以罗斯福总统、华莱士副总统为首的进步政治家和将领，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尽人皆知，罗斯福总统和华莱士副总统，在国际关系上是竭力主张迅速开辟第二战场、坚决打击希特勒和日本军阀，联合苏联、援助中国，要求中国团结民主，把大西洋宪章的自由民主原则推行于全世界的；在国内关系上是竭力主张改善工人生活、保障工人与士兵权利、反对大资本家的垄断的。因些，和他们的先驱者一样，他们也受到国内的反动派、孤立派、顽固派及其国际应声虫所攻击。但是也因此，他们却得到了美国从开明资产阶级直到广大劳动人民的押护，得到了共M主义者的合作，得到了全世界的同情。
当然，今天的时代异于华盛顿、林肯的时代，但是恰是这一点，格外加重了美国民主主义的意义和使命。如果华盛顿、杰佛逊、林肯等的主要事业是确立民主的美国，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在国内；那么，今天的美国虽然在国内仍然需要进行极严重的斗争，这些斗争却是和国际的斗争不可须臾离的–美国已经成了世界的美国。在这一次全人类的英勇战斗中，美国在作为民主世界的兵工厂上，在作为第二战场的主要担负者和太平洋战争的最大担负者上，已经建立了不朽的伟绩。而在战后，为了确保世界的和平和民主化，美国显然也将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罗斯福总统、华莱士副总统的外交主张，是美、英、苏、中的战时团结和战后团结，是大西洋宪章和莫斯科、开罗、德黑兰会议的政策，这个外交路线是符合于美国利益、也符合于全人类利益的。我们中国不但在战时要求国际反法西斯的团结，以求得民族的独立，而且在战后也要求国际的和平合作，以推进国家的建设。所以，我们在庆祝美国国庆日的今天，深望罗斯福总统和华莱士副总统的这个外交路线，能够成为美国长期的领导路线。
今天中国为民族独立、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斗争，正和1776年的美国一样，中国的战斗民主派的已故领袖、就是美国人民所熟悉的孙中山先生，他的著名的口号就是林肯的口号：民有、民治、民享。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国M党今天的一部分统治人士竟十分厌恶这个口号，如同他们在抗日战争的事业上怠工一样，他们直到美国民主共和国出现的一百六十八年后，还拒绝实行民主制度，并且学着希特勒的腔调，指斥这是已经落伍了的“十八世纪的学说”。他们的民族理论也是希特勒式的，他们否认中国各民族的存在，按照他们的术语，美国不但是英国的一个“宗族”，简直也可以是德国的一个“宗族”。这些都使中国各阶层各民族的团结受到严重的妨害。这种情况，使中国的“独立战争”，遇到远过于美国的困难。美国的独立战争在第八年上胜利了，而今天的中国，虽然得到了美国宝贵的援助，却由于国M党当局的反对民主，在抗战第八年的前夜还失去了几乎整个河南和大半个湖南，并且更大的危机还在前面。但是我们决不悲观。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它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共C党和其他民主的势力。我们共C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佛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美国正在用大力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与民主运动，这是我们所感激的。在庆祝美国国庆的今天，我们相信，与华盛顿、杰佛逊、林肯等过去的工作一样，与罗斯福、华莱士现在的工作一样，我们的奋斗只能得到一个结果–胜利。我们一定能团结中国一切抗日与民主的力量，配合同盟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七月四日万岁!民主的美国万岁!美国民主万岁！
中国的独立战争和民主运动万岁!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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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什么也不知道.请勿联想.

当年八国联军竟然是如此在天津搞拆迁的

Jitler — Wed, 24 Jun 2009 15:40:23 +0000

话说1900年的时候，占领了天津的八国联军成立了临时军政府，并取了个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汉名：天津都统衙门。

这个洋衙门上马管军，下马管民，从 1900年7月30日成立，到1902年8月15日解散，一共召开了329次委员会会议和4次特别会议或专门会议，平均两三天召开一次。会议讨论通过的所有议案，制定的各项法规、法令等皆以法文一一记录在案，最后汇编为几大本“Procès- verbaux des Séances du Gouvernement provisoire de Tientsin”（《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在直隶总督袁世凯代表清政府收回天津主权时，这些会议纪要作为法律文件移交清政府。

天津都统衙门的建立，固然首先是为了整顿秩序和治安、采取卫生防疫措施、“为联军驻扎提供方便，供应粮食及交通工具”，但也明确宣示要“清理中国政府及私人放弃的动产和不动产，编造清单并且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采取防止本地人发生饥馑的措施”，在其发布的第1号告谕中宣称将“清理地方、保全善良”。

天津都统衙门在统X治期间，为了防卫的需要，主导了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将城墙拆除建造公路等。这些建设项目的实施，又引来了列强中一些工商业团体更大的商业性开发要求，比如在新修的马路上建立电车、电灯等，由此促成了天津开埠以来的第一次近代化改造浪潮。

在这些开发建设中，涉及大量的民房拆迁工作。这个真正从枪杆子里打出来的占领军临时政权，在拆迁方面却出乎意料地选择了放弃本已获得的威权。

出于军事的需要，英国占领军司令坎贝尔(Lorne Campbell)将军曾要求都统衙门在城内东南军械所附近设置一个靶场。都统衙门却答复说:“如不付给房主赔偿费，本委员会无法让居住在那一带的居民搬迁”(1900年12月12日，第81次会议第2项)。很难想象，就是这同一个洋衙门，对违反枪械禁令的华人几乎杀无赦，而且均采用西方人认为相当残忍的斩首处决法，在那几本厚厚的充满了斩首命令的会议纪要中，居然也会出现这样的“弱势政府”才有的“无奈 ”之词。

在这个洋衙门对中国的反抗势力进行无情镇*压的同时，它也开始了对战后混乱的私有财产的登记整理工作，向能够出示财产证书的人发放房产证，并颁布了契约注册办法。

毋庸置疑，尽管是占领军政权，它还是将西方的契约精神带到了这个军政府的运作之中。1900年11月19日，在都统衙门的第70次会议上，明确宣布“凡因修筑道路需拆迁民房，均须提前一个月通知房主”。

三天后，都统衙门会议确定要从日租界北界至御河桥建造一条沿河马路，需要该地段住户全部搬迁。会议明确要求，将向拆迁户支付赔偿费并可另拨地皮。同时责成路政官列出搬迁的全部名单，以便进行公共工程规划。

随后，都统衙门在第73次会议上，专门讨论了拆迁的征用费问题，责成公共工程局局长、丹麦工程师林德(Linde, A. de)就沿河房屋提交估价报告，并由汉文秘书、司库和司法部长组成的小组委员会先行审核该估价报告，尔后再提交都统衙门委员会。

这次会议还通过了房屋拆迁的补偿办法，规定同时给予每位房主三方面的补偿，一是房屋价格，根据都统衙门综合专家分析确认后的房价执行；二是各类宅基地皮均以每亩75两支付征用费；三是在其他地区免费划拨同等面积的宅基地。

实际上，这是一种土地置换性质的拆迁，除了置换相同面积的土地外，拆迁户还可以获得房价补偿和每亩75两的征用费补偿。而当时，因中国贸易出超，白银大量外流导致银贵钱贱，75两白银具有很强的购买力，相当于五品官的一年俸银。

经过一番准备后，1900年12月3日，都统衙门正式发布了告谕：

照得本衙门现拟由闸口河边起至铁桥止，建造马路一条，计宽六丈，所有应用地段内各项房屋，均限一月内自行拆毁迁移。其房不日即定一官价发给业主收领，其地本衙门另有地亩互换。为此示仰河沿一带各居民知悉，尔等务宜早日遵照办理。特示。

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十二日

在实际拆迁过程中，沿河马路一带部分业主向都统衙门提交了请愿书，一是要求不在冬季搬迁，二是希望能告知所置换的新宅基地位置，以便提前搭建临时住房准备过渡。都统衙门经会议研究，驳回了第一项要求，但认为第二项要求十分合理，遂下令路政官将划拨给搬迁户的地皮尽早通知房主。

与此同时，公共工程局提交了拆迁房屋的估价报告，并上报了准备用以置换的新地皮的清单。值得注意的事，这些新地皮是从原先中国政府所拥有的土地也就是官地中选择出来的，实际上就是用官地置换了公建设施用地。

1901年元旦刚过，都统衙门就派主要官员携带有关沿河马路的资料和文件，亲自到现场进行察看，审核估价报告，并监督拆迁户的登记造册工作。为求完全，登记的同时均通知拆迁户、地保及有关人员到场。

都统衙门将所需拆迁房屋逐一绘出平面图，并注明房主姓名、房屋面积等等，一式两份，房主和都统衙门各保留一份。这大概是中国最早一批根据西方制图要求绘制的房地产平面图。都统衙门随后把划拨出的宅基地按照约定条件，逐一通知有关房主，分批进行分配。

在高级官员审定了沿河房产估价报告后，都统衙门下令发布新告谕，通知拆迁户领取补偿金：

照得闸口至铁桥马路所用地段内，房地价银限七日各业主须来本衙门内工程总局收领清楚，逾期乃系自误，不再发给，即系由十二月十一日起至十七日截止。为此示仰各业主知悉。特示。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

一个月后，又向这些拆迁户发放了交换地皮证书，该证书由公共工程局签发，汉文秘书登记。

从都统衙门所留下来的会议记录看，几乎所有的公建项目，包括天津城墙拆除建路，其拆迁户的补偿和安置都是照此程序进行的。

都统衙门的会议记录还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在天津火车站以北有六名华人，因持有都统衙门的执照，却被联军士兵阻挠翻建房屋，就向都统衙门进行书面投诉，都统衙门责成秘书长处理。虽然文件中没有记载最终的处理结果，但在一个被外国军队武力占领的地区，其百姓为了房屋翻建敢于投诉占领军士兵，而且占领军当局还认真受理了，这或许的确有点超出我们对于这段历史的想象。

这个军政府，在为自己目的服务的前提下，也在有意无意间，在天津建立了一整套近代的法律体系（如法庭审判制度和警察制度等），并在一定程度上将其母国的契约精神和民权意识在民政管理中体现出来。

都统衙门的一些作为，的确给后世的读史者带来一种矛盾心态，如同天津人当年看待都统衙门拆毁城墙一样:这固然是军事上的报复（天津城墙令八国联军伤亡惨重）、民族心理上的侮辱，但也的确在客观上促进了天津的开发。

历史就是如此。。

清朝亡于嘉庆

Jitler — Sun, 14 Jun 2009 09:21:44 +0000

转自八卦小组作者weke:
清朝亡于嘉庆没错
就像明朝亡于万历一样,清朝亡于嘉庆.这是历史定论.

两个时期都有个共性,都是吃皇粮的人空前增多,然后特权空前增大,法律空前失去威严,社会财富空前失衡.慢慢地,民心没了.然后外来威胁开始,民心不可战,一触即溃,直到最后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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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被跨省追捕,请不要联想,谢谢.

如何从明朝报纸上读出新闻真相

Jitler — Tue, 17 Feb 2009 13:15:00 +0000

绝对没有含沙射影的意思哈~我向撒旦保证!

现代人想了解新闻，那渠道可多了，可以读报，可以上网，可以看电视，可以听广播，可以获取小道消息。即使某一条渠道被堵死了，另一条渠道又敞开了，按下葫芦起来瓢，我们永远能看到鲜活生动的新闻真相。

明朝人要困难一些，那时候没有网络，没有电视，没有广播，当局还禁止传播小道消息，他们唯一合法的信息源，只有报纸。不过当时不叫报纸，叫邸报。

严格讲，邸报既不同于今天的商业报纸，也不同于今天的党报党刊，因为它没有专门的办报机构，发行周期也不太固定，另外它主要不靠印刷，而靠抄写。

明朝邸报的出版和发行过程是这样的：各级官员向朝廷递送奏章，朝廷批复之后，转给六科（明清两代设置的中央机构，负责分发公文和监督六部），六科把每一份奏章都抄下副本，去粗取精，汇编在一起，每隔四、五天出一期简报，下发给京官和地方大员，并允许下层干部和普通群众传抄。

单看消息来源和出版周期，明朝邸报很像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只是在保密程度上要比《内部参考》差很多，似乎更接近《内参选编》。《内参选编》主要刊登时政新闻，明朝邸报的内容则五花八门，既有官员任免等时政新闻，也有边疆战乱等军事新闻，还有自然灾害、大案要案、民风民俗、奇闻轶事等社会新闻，所以我们只能把它看成是报纸。

对于报纸，我们都明白一个常识：这种媒体常常会屏蔽掉一部分新闻真相。明朝的邸报更是如此，从洪武建国起始，六科编写邸报的时候就得留心，看哪份奏章上写着“不宜抄传”，就把那份奏章剔除在外。崇祯登基之后更是颁下严旨：“各衙门章奏，未经御览批红，不许报房抄发。”这样一来，明朝人从邸报上看到的只能是被过滤了的真相。除此之外，邸报在传抄过程中还会被再次过滤，比如从布政使司下发到府县衙门的邸报，就远比朝廷下发到布政使司的邸报简略。明末学者黄宗羲说：“弘光时邸报，臣蓄之以为史料者也。”意思是邸报很真实，可以作为历史文献。而明朝另一位学者沈德符却鄙夷地说：“邸报所列，往往失实。”意思是邸报上的东西未必就是真相。基于常识，我认为沈德符是对的。

邸报给出的未必是真相，而明朝人需要的偏偏就是真相，为了解决这个悖论，明朝人需要学会从邸报里面发现真相。

这里给明朝人推荐三条经验：

第一，负面消息一般都是真的，而且实际情况要比公开报道更严重。比如隆庆元年六月份的邸报登载一条消息，说太原府永宁州宁乡县发生地震，倒塌房屋一所，死伤群众三个。您可以默认这条消息属实，但倒塌的房屋至少有十所，死伤的群众至少有一百个。只有这样理解，才离真相更近。

第二，要学会从反面理解一条消息。比如万历八年三月份的邸报登载一条消息，说皇帝革去江西瑞昌府两名宗室的禄米，还下诏抚慰瑞昌官民云云。您可以理解成明朝宗室已经无法无天到了连皇帝都不能容忍的地步，而地方百姓早就饱受其苦。

第三，把眼光放长远一些，关注某个新闻的后期报道。比如崇祯三年，皇宫里珠宝失窃，消息从顺天府传出，京城百姓议论纷纷，邸报上对这件事却没有一个字的披露。这时候您不能急，要耐心等待，到第二年春天，邸报上自然会详细报道的，因为案子已经破了，这时候登出来，不伤朝廷的脸面。

附注：

1.此文参考了黄宗羲《弘光实录钞序》、蒋一葵《尧山堂外纪》、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施显卿《奇闻类记》，以及一些明代方志。

2.文末的三条经验毫无新意，因为何清涟女士早就这样说过，我只不过换了种表达方式而已。

黑白之间的取舍哦.这事不能说的太细.独立思考是一个好习惯.

很囧的历史细节

Jitler — Fri, 13 Feb 2009 13:07:48 +0000

呵呵,人类是一种智慧生物,灵光一闪,他们的智慧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但他们犯起傻来也是雷死人不偿命的,人的理性的局限,愚蠢在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有的时候是一个人,有的时候是一群人,有的时候是帝王将相,有的时候就是普通人.在雷人面前绝对人人平等的.

　　公元前781年，一个漂亮的女人，身材脸庞都不错，缺点就是不苟言笑，整天耷拉着脸，好像谁都欠她银子。他的老公周幽王很想知道她有没有笑靥，就请她坐在山顶上喝酒，启动了国家紧急一级警报系统——当然放出来的是假消息。结果来勤王的各路诸侯面面相觑，再一看山顶，那女人抿着嘴唇仪态万方地笑了。不过没过多久，那位周幽王便死于非命。有人说这个故事便是“狼来了”故事的原型。
　　
　　公元前497年，孔夫子和弟子“困于陈蔡”，而原因居然是一个貌似孔子的阳虎的罪过陈蔡人民，而当地朴实的老百姓却集体无意识的把孔夫子当作了阳虎。
　　
　　公元前207年，秦灭亡后，项羽与刘邦争夺天下，对峙于广武涧时，项羽用箭射刘邦，一箭正中胸口，刘忍痛拔箭，反唇讥笑项羽只射中他脚后跟，结果项羽羞而退兵，继鸿门宴后再次错过除掉刘邦的难得时机。
　　
　　公元前143年，雅典人的军队没有能以围困封锁来攻下西拉克斯城，他们准备在斯巴达人的援军到达之前从海路逃跑，正当他们准备上船启航时，他们发现天空出现了月食。雅典人认为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他们想得没错，正当他们犹豫不决时，斯巴达人的援军已经及时赶到切断了港口，47000雅典人名丧黄泉，活下来的7000人成了采石场的苦役。每当他们抬头望见月亮时总会想，如果那天他们乘船逃之夭夭又会走什么样的霉运呢？
　　
　　公元1世纪，罗马的第三任皇帝卡里古拉被史家评为一个典型的痴呆、迷乱而又有暴露狂和虐待狂的皇帝，他把一切政事委诸亲信，自己则过着骇人听闻、荒淫无度的生活。他穷奢极侈，用黄金建造宫殿、军舰甚至马具、饲料桶，在位的四年内就把国库黄金浪费殆尽。同时他又嗜血成性，在他对权力的追逐中，他折磨处死的有他的敌人，同样也有他的朋友。罗马人民是他登上了皇帝宝座，他却把罗马说成是“到处是脖子，等我去屠宰的城市”。很不幸，因为他的侍卫不想自己成为这位皇帝暗杀名单的下一个而不得不去把他暗杀掉。
　　
　　公元396年，司马曜饮酒后对自己张贵妃说了句要废掉这位贵妃的玩笑。而被这位妒忌成性，平日最担心司马曜再宠爱别人，废弃自己张贵妃，命令宫女偷偷溜进司马曜寝宫，将酒醉后熟睡的司马曜活活用被子闷死。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做为天下至尊，只因酒后一句戏言而遭杀身之祸，真是千古奇闻啊！
　　
　　公元4世纪的匈奴战士把可怕的外表当作战争中的心理武器，这是他们发明的一大方法。为了震撼敌人并让他们恐惧，匈奴人会把他们的男婴的头部包扎上，等这些男孩长大成人去同敌人作战时，他们就有着一张丑陋骇人的面目了。可为了此项聪明的办法使得当时匈奴婴儿的成活率只有18%，很多婴儿时因为头部的包扎窒息而死的。
　　
　　公元5世纪，当时的印度由于宗教的原因，没有死刑，但他们的神判却要了不少人的命，如让犯罪嫌疑人服毒、跳上烧红的铁板，看他死不死来判断其是否有罪。但其中有一种方法很特别，就是找一个天平，把犯罪嫌疑人放在一边，另一面放一块石头，如果人比石头重就是无罪，否则就有罪，在那时，胖子总是无辜的。
　　
　　公元8世纪，英国的法官会用水淹的方法来检验被指控的女巫。他们推论，要是一个女人真是一个女巫，那么水就会排斥她。因此，一个女人药证明她的清白所能作的就是被水淹死。于是成千上万的无辜的妇女就像这样死去。
　　
　　公元755年至763年，安史之乱结束了大唐的盛事，可谁想到若干年前，安禄山在杨贵妃面前最常见的扮相却是襁褓里的婴儿，他有各种傻乎乎的办法把李隆基骗的晕晕乎乎。但这并不能说明安禄山是多聪明的人，他很胖，每次系腰带都需要一个人帮他按住肚子，又一次那个负责按住肚子的人拿出一把刀把他杀了。
　　
　　公元12世纪，天主教会出于“保护妇女的道德”，禁止她们登台演出，可是教会要听歌剧的演唱，需要能唱高音部的歌手。于是，教会的医学专家们解决了这一问题，就是阉割一些男孩，使他们长大后不会变声，然后训练他们来演唱女角。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19世纪。
　　
　　公元1281年夏，大风改变历史：元军10万准备在日本九州登陆，入侵日本，但可惜的是他们的统帅忘记了季风的存在，结果可怜的元军士兵不是死在战场上，而是于一场持续两天的台风后，与战船共沉海底。
　　
　　公元13世纪，成千上万的法国男孩相信一个牧童所说的他看见了上帝的背影。虔诚的孩子门追随着他们年轻的领袖踏上了远征去解放圣地耶路沙冷的征程，可惜的是，这些孩子登上了法国商人们的商船后，商人们并没有履行约定将他们免费送到耶路撒冷，而是将他们卖给了奴隶贩子。
　　
　　公元14世纪，法国一场瘟疫导致了一个没有想到的后果：工人运动的诞生。由于黑死病夺走了许多农民的生命，幸存下来农民又在为争取工人权利罢工，以至于法国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于是法国贵族采取了一项对付措施：他们杀掉了大量的工人，然后把他们的尸体和瘟疫者的尸体一起投进河里。
　　
　　公元1522年，大明王朝出了一个“搞笑”的世宗皇帝，这个皇帝爱猫如命，最喜爱的两只猫，名曰雪眉和狮猫。他经常与猫儿一起逗玩，竟然二十多年不上朝(从1539年陶仲文拜为神仙高士、兼领三孤、任礼部尚书到1566年病死)。更可笑的是他居然以帝王身份举行仪式，庄重地封雪眉为“虬龙”。大明王朝似乎有出“搞笑”皇帝传统，在不到一百年后，有出了个明熹宗朱山校，这位皇帝老子不听先贤教诲——“祖法尧舜，宪章文武”，却去学鲁班，学喻皓，学李诫，整天与斧子、锯子、刨子打交道。熹宗时，外有金兵侵扰，内有山东徐鸿儒起义和陕西王二之起义。熹宗却不务正业，只知道制作木器，盖小宫殿。忙得不亦乐乎。
　　
　　公元1590年，法国发明了高跟鞋，在法国上流社会一时风靡，男人们穿上它，用来显示权力地位高人一等。然而穿高跟鞋的男人们很快就发现，当你每走两三步就会摔跟头的时候，这种高人一等就难以维持了，于是聪明的他们便把这项发明转给了他们的妻子。
　　
　　公元16世纪，欧洲教会认为女巫能藏在猫的身体里，于是猫开始被大量屠杀。在当时的法国有一项流行的娱乐活动，人们焚烧成袋的猫来庆祝仲夏夜。当然，猫死绝了，最高兴的是老鼠，由于的鼠疫时经常发生的，巴黎人还有一项娱乐活动，就是焚烧尸体。
　　
　　同样公元16世纪，在中国明末的闯王李自成成了崇祯皇帝的心腹大患，崇祯皇帝怎么能想到李自成之所以反叛是因为政府让他失业(他原来是驿卒，类似邮递员)；本来李自成时有可能被消灭的，李自成曾被明总督陈奇渝困在车厢峡谷，但后者竟然接受他们的投降请求，结果李自成一被放出峡谷马上就又反叛了。崇祯曾经要皇室大臣捐100万两银子打李自成，大家都哭穷，李自成进京后向他们追银子，严刑拷打后这些家伙竟然捐出来7千万两。
　　
　　公元16世纪末，当英国探险家法兰西斯.德莱克返回英国后，他带来了来自新大陆的新鲜玩意：烟斗和烟丝。正当他点燃烟斗向伊丽莎白女王演示如何吸烟时，一位忠实的奴仆把一桶水泼向法兰西斯.德莱克，因为宫廷里十禁止放火的。如果下次你想让一个吸烟者走开，不妨试试这种方法。
　　
　　公元17世纪，英国国王查理二世把埃及国王的木乃伊身上的粉末收集起来。他想使自己变得于他们一样的伟大，因此把这些粉末涂满全身。他最终未能如愿以偿，却因那些粉末感染上了皮肤病，而寿终正寝了。同一时代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浦三世因为高烧而去世，他发烧的原因是由于长时间坐在炉火旁而引起的。既然他知道他温度高，可为什么这位国王不从炉火那里移开呢？那不是他国王该做的工作。宫廷里负责照看炉火的佣人没有上班，他的工作才是把国王的座椅向后拉。似乎那个时代欧洲的君主都是太有才了，比如恐怖的伊万曾下令屠宰一头大象，只是因为它没有向他鞠躬。而瑞典的克里斯蒂娜女王更有创意，她让自己的仆人作了一尊微型大炮，只是为了对准她房间的跳蚤开炮。
　　
　　同样在17世纪，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每年花费在咖啡上的费用相当于今天的15000美元。今天我们在家里、在咖啡店里悠闲的喝着咖啡，而在十七世纪的欧洲的习惯不是在咖啡里放糖，而是放芥末，因此许多上流社会的人总是抱怨对这种饮料很不适应。那个时代的欧洲对芥末很有偏好，因为这东西能让他们打喷嚏，因为那时认为打喷嚏时教养好的一种表现。后来代替芥末的是鼻烟的流行，它可以使他们打喷嚏，从而显示他们高人一等。
　　
　　 1860年，早已不是中世纪了，可是当时巴伐利亚的国王路德维希二世却挥霍大量钱财来建造童话里的纽什斯泰恩那样的中世纪城堡。而修建城堡的钱并不属于他，而是归国家财政所有，这也是路德维希被说成精神失常，送进精神病院的原因之一。
　　 1899年，美国专利局局长查尔斯.杜尔建议关闭专利局，理由是“每一样可以发明的东西都已经被发明出来了”。同年，《文学文摘》声称“当然，汽车这东西将永远不会变得像自行车那样司空见惯。”
　　进入20世纪，人类更加愚蠢了…….
　　1900年，奥运会马拉松比赛的前四位选手被判欺骗而取消了比赛资格。原因是他们早早就离开了跑道，在塞岛附近坐上了一辆马车，然后在其他选手进入比赛场前跑进了体育场。而这些人却忘记了一讲重要的事，就是真正领跑的选手知道一路上根本没人超过了他。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但孙中山不得不让位于袁世凯，张继找到孙中山说，袁氏早晚必会背叛民国，如果他是国会议长，就有机会见到袁，必要时他可以打袁世凯一顿，不惜自己性命也要为国家除害，孙中山听了大为感动，乃叫革命党人投张继的票，作了国会议长。
　　
　　 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0000名没有任何战斗经验的英国新兵被派去从正面攻打德军阵地，他们的上级对他们撒了谎，告诉他们是被派去追击溃不成军的德国士兵，然而，英军却直接撞到了严阵以待的德国机关枪口上，8000名英国士兵被打倒在地，他们之所以没能突破的军的阵地的原因居然是他们的指挥官忘记给他们配发能剪断铁丝网的工具。这次战役德军的伤亡是0，当面对侥幸活下来的英军士兵撤退时，他们都没有开火。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德国军队聪明多少，实际上，他们本来可以拿下巴黎的。但是由于他们绕道进入了法国的葡萄酒之乡，法国的美酒使他们陶醉其中，忘乎所以。但他们从新开始进攻的时侯。法国和美国的增援部队已经各就各位、严阵以待。清醒不久的德国人，这时候只有缴械投降一条路了。
　　
　　 1916年，袁世凯冒天下大不韪称帝洪宪，招来天下共伐之的结果。而据说称帝的原因居然是听信其子袁克文：“只有成为真命天子，才能突破其家族的短命大关”。结果，袁世凯称帝后不到百日，便死了，只活了57岁。
　　
　　 1930年，法国国防部长马奇诺建立防御德国入侵的战略防线开始施工，一直施工到1940年德国攻打法国为止。工程浩大，防御公事固若金汤，马奇诺防线的确让德国不敢正面入侵法国，但是德国很轻易的要了个圈子就绕过了马奇诺防线，使整个防线失去了作用，法国很快就被德国灭亡了。
　　
　　 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当法国的朱利.内尔打破了铁饼的奥运会纪录时，他那获胜的一掷被判无效——并非他违反了任何比赛规则，而是因为所有本应该注视着铁饼比赛的裁判员都转过头去观看撑杆跳高了。
　　
　　 19世纪30年代，罗斯福政府为了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二战时期大力援助苏联反对纳粹德国，最终为美国树立了一个无比强悍的敌人。
　　
　　 1938年，奥尔森.威利斯根据H.G.威尔斯的《世界大战》改编广播剧播出，该剧荒唐可笑的令人难以置信，描述的是外星人在地球着陆并攻击人类的故事。在该剧广播的时候，播音员一再强调该节目只是一个虚构的作品。然而，成千上万的听众却以为外星人真的已经入侵美国，街头上人们惊恐万状。堪萨斯城有两个家伙因听说外星人真的入侵美国而心脏病发住进了医院；新泽西的纽沃克，有15个人因惊恐过度而接受治疗。而匹兹堡的一位女士试图毒死自己以免落入外星人之手。
　　
　　 1943年，IBM的总裁托马斯.华生在评价一家新公司时说：“我认为世界市场上或许只有5台计算机的需求量。”而50多年后的IBM成了世界上第一大的个人计算机生产厂商。
　　
　　 1962年，德卡唱片公司拒绝了一支新的英国乐队时说：“我们不喜欢他们的声音，是的，吉他音乐正在消亡。”是的，那支乐队的名字叫“甲克虫乐队”。
　　
　　 1965年，韩国汉城的一家电影院的经理觉得影片《音乐之声》过于冗长。于是他采取连该剧导演都不曾想到的聪明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把剧中的所有歌曲全部剪掉了。
　　
　　 1968年，底特律的一个窃贼带着他的爱犬入室行窃。当警察发现时，窃贼仓皇逃走，却把爱犬留在后面。警察非常容易地就抓住了窃贼，因为他们只是对狗说了句：“回家，宝贝！”
　　
　　 1970年，日本最杰出的作家之一的三岛由纪夫，率领一批支持他的坚定分子占领了日本自卫队的一个驻地，他对那里的士兵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要求回归古代武士的崇高精神。演讲完毕，三岛由纪夫按照日本传统的方式剖腹自杀，并有一个跟随者以武士的方式砍下了他的头。可悲的是那些士兵对这位作家的讲话不屑一顾。并通知警方逮捕了他的那些追随者。但他比另一个他的同行强的多，起码他自杀成功了，曾获得普利策奖的约翰.百利曼酗酒上瘾，他想从一座桥跳进密西西比河了却自己的一生，结果他没有掉进水里，而是摔在了河堤上摔断了肋骨。
　　
　　 1975年，“四人帮”在“批邓”时说：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此话一出，全国火车从此不再正点。
　　
　　 1977年，一位英国妇女在一家艺术博物馆一时兴起，在一张绘画作品上吻了一下。结果博物馆不得不花费1260美元把她的口红从画布上清理掉。事后，那名妇女解释道：“我只是想吻他一下让他振作起来，他看起来太冷酷无情了。”
　　
　　 1981年，土耳其科学家进行了一项试验来研究迪斯科音乐是否会让老鼠变成同性恋。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的确如此。而这时这些土耳其科学家的同行，一些英国科学家也进行了一项研究，已决定鱼在被吊上钩时，是否会感到疼痛，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鱼会疼痛。
　　
　　 19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大陆流行起了打鸡血热，说是能强身健体，结果河南省小屯乡有一个村的人染上了人鸡共患病。而这之后中国大陆有开始全民练气功了。
　　
　　 20世纪90年代，“日本制造”出口到世界各地，当然也包括美国。包括1990年，一位美国人在阅读他购买的录像机食用说明时，注意到说明中关于如何调整录像机日期的例子是12月7日。这台录像机是有日本出产的。而12月7日正是日本偷袭珍珠港，使美国卷入二战的纪念日。
　　
　　 1998年,一个法国人尝试一次复杂的自杀。他站在一个高高的悬崖上，在脖子上套上一个索套，把绳索固定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上。然后他喝下了毒药，并开始自焚。在从悬崖上跳下去的时候，他又朝着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结果是：子弹没有打中目标，反而打穿了绳索，因此他掉到了海里而没能吊死。冰冷的海水扑灭了他衣服上的火焰，而且这种冲击力使他把毒药呕吐出来。一位渔民把他从水里拖了起来，送到医院，结果他由于体温过低而死亡。
　　
　　 1999年，一位参加英国上议会竞选的政治家提议“给猫戴上口罩，以免他们对老鼠和小鸟做出残忍的行为。”
　　
　　 2003年，萨达姆政府拒绝国际核查，引发战争。如果说1991的时候，萨达姆仗着百万大军不识抬举还有情可原的话，到了2002年再犯同样的错误就愚蠢得不可理喻了。现在的事实表明，萨达姆手上并没有违禁武器。但萨达姆可能是出于自尊(这是傻大母某前幕僚的观点)，不仅拒绝国际核查，甚至打肿脸充胖子、故作神秘地强化美英的疑虑，以换得虚荣的满足。结果招来一顿狠揍，家破人亡。老鼠能玩过猫吗？这显然是一场只会输而不会赢的对抗，与当年日本攻击美国有得一拼，老萨之蠢，可见一斑。
　　
　　 2005年，“中小学教师严禁猥亵女生”：这则条款出现在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和资阳区两个教育局颁发的“教师准则”内，很难想象这种完全已触犯了刑律的行为条款，却很不严肃地上了教育系统的“禁令”之中。同年，成都的龙池镇政府和龙池景区为猴子们制订了“礼貌山猴行为准则”：不许哄抢游客，做彬彬有礼的猴子；不许不礼貌，做到文明待客；不许哄抢游客，做到彬彬有礼；不许骚扰游客，尤其是女游客；要助人为乐。
　　
　　 2006年,这一年是美国的国会中期选举年。在这个政治年的开端，由副总统迪克.切尼一记昏枪打响。切尼２月在一次狩猎中，开枪打鸟，却误伤了老友哈里.惠廷顿，造成那名律师颈部、胸部受伤，所幸伤势不重。事情在媒体曝光后，美国媒体不留情面，纷纷拿切尼开涮，联系政局，甚至把他比喻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惠廷顿的律师身份也成了调侃内容。同年，英国首相夫人切丽.布莱尔在一名搞怪的少年后背上拍了一巴掌，却因涉嫌伤害成了警方调查对象。好在警方确认没有伤害事件发生，结束调查。事情本来简单，切丽与击剑少年迈尔斯.甘多尔菲合影，但这名少年试图用手给切丽摆出“兔子耳朵”，切丽便抓下他的手，拍他的后背以惩戒这名调皮孩子。甘多尔菲也立即向切丽道歉。可能就是因为切丽的身份，才引发这种结果。
　　
　　 2007年，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家公司声称只要你叫一部分钱，他们可以将你的DNA样本放在火箭里，发射到外层空间，你说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更具他们推销的广告语“以备外星人寻找人类的DNA去克隆。”同年，还是在这个州一群好心人花费了12990美元，救助了被原油污染的两只海豹，可是当人们警这两只海豹放归大海时，不到两分钟，这两只海豹就在众人的眼皮底下被虎鲸吃掉了。

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呵呵

辛亥革命:蒋中正曾带百人敢死队攻克杭州

Jitler — Fri, 06 Feb 2009 13:03:08 +0000

转自凯迪社区.

丈夫不怕死,怕在事不成

一、实习高田联队

辛亥前一年，也就是1910年12月初，蒋介石从留学的日本振武学校毕业，以“士官候补生”身分，分发到驻屯新泻县高田（现名上越市）的陆军第13师团野炮兵第19联队入伍。多年盼望着实际参加日本陆军学习的时刻终於到来，而且如愿以偿地配属在野炮兵联队。当地居民对于这些留学实习生很感兴趣，根据12月6日《高田新闻》标题“清国学生入队”的报导之中，提到野炮兵第19联队的入伍状况如下：

“（昨天）上午9时许，由须藤少尉率领入伍，接受体格检查，并即编入第3中队6名、第4、5中队各5名。伙食方面，和骑兵队一样，给予特别待遇（即在一般士兵的食品之外，每人给予适合於中国人胃口的副食一盘）。当天午饭后，由飞松联队长恳切训话。正因为是被分发到野炮兵部队的入伍者，所以看来体格都非常良好，除其中一人病后体弱外，没有带着病患的人。其姓名及身高、体重纪录如左：……浙江蒋志清——5.59尺（169.4cm），15.78贯（59.2kg）……”

蒋介石在高田联队的工作之一是照料军马。野炮兵时代的重要日课就是军马管理。野炮兵战斗能力的优劣，在于机动性，这也就是说，要看如何能够迅速地将战炮运送到目的地为定。而在那个时代的战炮，是要靠军马来搬运的。然而在中国，一般人平时和马接触的机会不多，所以必须要从驾驭和照料军马的初步知识学起。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养马不算什么了不起的工作，但是100年前，战马是最重要的战术机动力量，而军队中，尤其是野炮联队中能够管理军马，实际上是长官给予战士的最好的训练和栽培。

据《高田市史》记载，“分发在高田的中国留学生，1/3属於清廷方面的满人，2/3为汉人，两者感情对立，就连在休息或外出的时候，也都不交谈”，由此可见由同盟会所倡导的民族觉醒以后，国人间满汉对立的严重。但是在高田的兵营生活时期，蒋介石一心一意地把精神用之於“吸收日本”，把身体委之於“军事训练”，而暂停了在部队里公开的革命活动。不过国内的革命运动则正与日俱增。留学生们无论其是否赞成革命，总之，他们的关心都集中在由新闻报导等方面所传播来的国内动态。

当四川省掀起保路运动的1911年夏季，高田的军事留学生们正好获得了较长期间的休假，蒋介石立即回到上海，拜见了他的革命领路人陈其美。虽然假期不长，但在这个时候还是参加了营救受刑同志张恭，和计划暗杀出卖了张恭的学者刘师培、何震夫妇。刘在日本时曾经担任同盟会喉舌《民报》的编辑，看来是热心忠诚的中坚党员，然而，刘妻何震却首先被满清两江总督端方所收买，跟着刘也就成了端方的间谍。1908年，陈其美为了要在江、浙两省发动革命而设置秘密机关於上海筹商起义计划，突然被租界警察搜查，当时，陈其美刚好不在而得免於难，但张恭则因而被捕系狱。此案是刘师培将集会的情况向端方告密，端方乃要求上海租界的警察当局进行取缔所致。

暗杀，在革命行动来说，是不可避免的辅助工作。胡汉民等人曾有一段时间肯定地说：“此不止为复仇计，亦以寒敌之胆，而张吾军”，然而，孙中山则加以否定，他认为，纵使能够杀掉一个敌人，我方也只会是牺牲一个人去拼掉对方的命，并不能打倒敌人的势力，权衡之下，因暗杀而牺牲优秀同志，甚至有招致影响其他整体计划的后果的可虑。特别是孙先生当时在美国从事筹款活动，唯恐美国人对於暗杀会发生反感，故而与同志们联络，劝告对於暗杀要慎重节制。于是蒋介还因为暑假期限已近，乃中止暗杀计划，於10月间再度回到高田联队。

而此时国内冲击性的新闻报导，接踵而来。10月10日，革命军在武昌奋起发难，这是盼望已久的消息——终於点燃了决定中国命运的辛亥革命战火。革命军一夜之间，夺得武昌，树立军政府，翌日，汉口、汉阳相继光复。时间迫不及待，上海陈其美发来十万火急电报，催促蒋介石归国，因为革命军亟需要训练有素的实战指挥官。蒋介石事后回忆道：“这一年我正是25岁，我觉得这是我们军人效命的时候到了，於是立即从日本回国，参加实际的革命工作，开始献身於革命事业。直到现在，都是为了贯彻我当初从军报国的一念。我在青年的时候，能够立志从军，而且千方百计，不顾一切的挫折困苦，达到了我从军当兵的志愿；如今回想起来，实在是我平生最快意的一件事。”

二、毅然回国革命

为了归国，蒋向师团长长冈外史提出了请假报告，长冈外史予以拒绝。不得已，乃和联队长飞松宽吾商洽。好不容易得到了短假，这是联队长职权范围内所能核准的最大时限。一同请假的同学，有张群、陈星枢两人。正式奉准的假期，虽然只是48小时，但从此离营赴义的实情，已为袍泽和长官所知，且曾悄悄地为之设宴惜别，贺其迈向人生的旅程。主持别宴的日本军官高举着酒杯说：“日本军人在道别时，饮水干杯。这种水杯，是日本武士诀别之际，传杯共饮誓不生还的表现！”当时的景况，真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气概。蒋介石差不多将近一年的日本陆军生活，到此结束。

同行的张群曾经回忆当时归国情况说：“由高田乘火车，首先到了东京，总统（蒋介石）是浙江人，我是四川人，分别向本省同盟会的东京支部领取旅费，也都换了衣服，总统穿和服，我穿日本学生服。如果在48小时内不能归队，便会被当作逃兵，由宪兵开始查缉，为掩蔽身分，故而换了衣服。连毒药也都买好了，这是准备在万一之际，就得自杀，的确是有舍生就死的决心。然后，再度乘火车前往长崎，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

在东京的时候，他们把军服和佩剑收拾乾净，用邮政小包寄回高田连队。这不仅是为免背上“盗走公物”的污名，而且更是对於受教很多的日本军人生活，在最后要作一个很恰当的总结。

而日军当局，对於在过了48小时之后未见归队的蒋介石等人视同逃亡，出动宪兵队查缉。其后，日本陆军省给予蒋等人以“退队”的处分。这次归国的留学生，在野炮兵19联队方面，有蒋、张、陈3人，此外，陆军炮兵学校学生、陆军经理学校学生、士官学校学生等合计有23人，也都被处以“退学”处分。陆军大臣石本新六男爵於11月8日以公文将处分情形通告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子爵：“似此行动，在我军纪严肃的陆军中，最为嫌忌，彼等虽属清国人，但隶籍於我陆军部内，则不能轻易置之不问。”11月11日，又照会了清廷驻日公使。
　　
蒋介石和张群等人离开日本高田回到上海，是在10月30日，碰巧正是他24周岁的生日前夕。此时，尚在武昌首义之后不到3个星期，革命军方面，担任总指挥的黄兴等人才到达武汉；已经光复的省区，也还只有湖北、湖南、陕西、山西4省。等候着他的，是在家乡浙江省杭州的平生第一次作战。

蒋一回到上海，首先就去拜访陈其美。陈其美所策划在上海和杭州同时举义的准备工作，已经进入完成阶段。陈其美对蒋指示，立即前往杭州，加入当地同志的行列，担负起武装行动的领导任务。于是，旅途劳顿，未暇休息，他就和黄郛、陈泉卿等人驰往杭州。杭州距离家乡奉化县溪口镇不过130公里，蒋不克归省在乡的母亲王太夫人和长兄锡侯，但寄去绝命家书，决心身殉革命。这封信没有留下底稿，但是随信奉上的诀别照却是玉树临风、到处流传，一改后人多年偏见。王太夫人特遣专人带来回信，勗勉独子“死生一视於义，毋以家事為念”，也可称佳话嘉言。

这时，由陈其美所领导的作战行动已经展开。陈其美接到武昌发难的密电之后，迅即於10月12日到达杭州，和潜伏在当地新军内的同志顾乃斌、褚辅成、童保暄等人，交换了具体意见。接头之后，陈其美为了策划在上海起义的准备工作而回去，过了一星期，又派姚勇忱代表前来，继续商议。

三、勇任敢死队长

上海、杭州的奋起，具有左右革命军全盘战局的意义。因为自从武汉光復之后到这个时候，虽然在长沙、西安、九江等地也已经革命成功，但清军出动全力反扑，11月1日，在汉口的革命军就已被清军冯国璋部打败，发生了汉口失守的事态。清军乘势沿长江进袭，更出现了革命军有被全面压制的危机，如其果真那样，则在武昌点燃的革命火焰，势将为之熄灭，是故在上海、杭州的起义能否成功，实际是中国革命的命运关键，绝对不许失败。

作为杭州起义的主力，是属於潜伏在新军第81标和82标内的革命同志们。由於这两支部队都驻防城外，所在位置，不够方便，加上防范革命的清军当局控制着武器，每一士兵分配子弹不满5发，而防守城内旗营的满人部队，则火力优裕，并且在军械局派驻多数兵力担任守备，很难期待在一开战时就能将之夺取过来，可见在军力方面，满清势力实则居於压倒性的优势。蒋介石到达杭州之后，便和顾乃斌等人分析战况，决定了起义行动的大致计划如下：

一、以驻屯在城内的宪兵司令部执事官童保暄为临时总指挥，开启城门；
二、在杭州北方的第81标及马队、炮队，由该标代理标统朱瑞率领，自艮山门入城，攻击军械局及旗营；
三、在杭州南方的第82标及工队、辎队，由该标标统周承英统率，自凤山门入城，攻击抚署；
四、此外，编组“先锋敢死队”，由蒋介石统率，分为两支，配合南面第82标的一支由蒋和张伯崎、董梦蛟指挥，配合北面第81标的一支由王金发指挥。

蒋在这个计划决定之后，立即回到上海，向陈其美复命，并领到给褚辅成的经费银元3600元。至於在上海的重要工作，则是募集敢死团的兵员，应募者很快的便超过了100人。11月3日，蒋率领这些人回到杭州，分住在奉化试馆及仁和火腿店内待命。当天深夜，令人兴奋的消息传到了杭州——“陈其美已在上海发难，光復在即”。

得到上海发难的消息之后，杭州方面便在深夜集合同志，举行紧急会议，结果，预定在第二天，也就是4日深夜按照既定计划展开行动。临时司令部设置在清泰车站。敢死团每15人为一队，编成5队。由於参加的人数踊跃，武器不敷分配，每队只能有10人配备手枪，5人携带炸弹。蒋介石於出发之前，在奉化试馆对队员们激励道：“我们的革命，孰胜孰败，并不能根据数字来决定，革命军应该以一当百，我们这100个人能够和一万个敌人战斗；还有，时机也是得胜的重要因素，这个时机，现正掌握在我们的手里。”

蒋介石终於面临了他人生的第一次战争。据他后来的回忆：“出发之际，将配合於第82标之3队先锋集合，先述革命宗旨，指示敌人方向，说明一切任务，宣告赏罚条例，然后发布口令暗号，是夕鐘鸣句半，由陈泉卿、庄新如、蒋著清、陈钦安诸君分发子弹，配备粮食……”第82标自营地南星桥出发，以杭州城为目标。敢死团则在先出动，排队进军，纪律整然，由望江门进入城内，立即向抚署进攻。“先由陈济汾、沈筱九二君投掷炸弹於署侧，主力部队随即接应攻击，第82标队伍亦相继前进，霎时弹声震地，火光烛天，署中卫兵，闻警奔溃，全城克服，在此一战”。

敢死团涌入抚署，此中有尹锐志、尹维俊姐妹等女性，尹维俊手持炸弹，身先士卒，衝进抚署，比男性更加勇猛。抚署卫队，未加反抗，仅有清军教练官施放机关枪一排，立即被其士兵制止而投降。由敢死队领先进攻的革命军，突破层层门户，一举攻占抚署大堂，巡抚增韞由屋后垣墙间隙逃出，藏身马槽，但被革命军逮捕，囚於市内福建会馆。另一方面，由市北笕桥出发的第81标革命军，则拿下了军械局。在天明之前，革命军差不多已经控制住全市。革命军各队在军械局附近会师，转移目的以攻打旗营为目标。城内的商店街则已经插出白旗，书写“欢迎”二字迎接革命军。

由满人编组的旗营抵抗激烈，战事延续到傍晚，革命军於下午4时在城隍山构筑炮兵阵地，开始发炮攻击，旗营遂接受革命军的招降劝告，同意解除武装。於是，革命者立即推戴汤寿潜為都督，成立军政府，宣告杭州光復。上海方面，由於陈其美奋不顾身的行动，也已经在前一天光復。陈其美於3日夜晚攻击重要目标的江南制造局时，为劝说对方投降，一时暂停进攻，竟然不带武器，冒险单身进入制造局，结果反遭拘禁，锁在室外楹柱上，将被处斩；潜伏在制造局内的同志，见到这个情况，乃将围墙捣毁，引进革命军攻占制造局，救下了陈其美。

四、克复杭州之后

浙江、上海的相继光复，对全国人心给予了极大的影响。以杭州为首府的浙江省，早就是革命活动极其盛行的地区。1907年，绍兴人徐锡麟殉难，而有“鉴湖女侠”之称的秋瑾同志起义失败，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的辞世绝笔后被处死，成为风传中外的话题。又在武昌起义的前一年，剪辫子运动扩展到全省，清廷对之束手无策。此外，当时的上海，已经是世界性的交通枢纽，言论机关也相当发达，上海的动向，已成为在国际间衡量全中国动向的重要坐标。上海落入革命军之手，在国外也是一个大新闻。从军事方面来说，上海又是清廷海军的根据地，由於上海光复，海军也表明了为革命效力的态度。

在浙江和上海的光复成功，使革命号召传布到全国的情势，形成了决定性的结局。蒋介石在杭州方面的行动告一段落之后，立即回到上海，根据最新披露的史料，蒋此时担任过同盟会湖州支部的负责人。但是，他主要还是协助陈其美整编革命军，维持治安。以上海商团捐助的4万元为经费，组织沪军第5团，负责训练士兵。这是在革命军之中经过招募、训练的第一支队伍。不过蒋担任团长的职务只有几个月，便因为再度前往日本，而交给张群继任。当时的复杂心境，曾经於写给在杭州战友顾乃斌的信中有如下表示：“革命破坏已毕，建设方始，自知才力不逮，因渡扶以就旧案。足下加我以功成不居之名，闻之愈不自安也。”

但在前往日本不久之前的1912年元月14日，蒋介石参与了和同志们策商，在上海法租界制裁光复军司令陶成章的计划。陶成章虽然列名同盟会，但却有公然妨碍建立革命组织，以及污蔑孙中山等行动；及至武昌首义，又策划谋杀陈其美，从内部破坏革命组织。蒋介石认为，将他这样的人诛除，是为了铲除祸根，导革命全局於成功。

这个事件，据元月15日上海《民立报》第6版报导其情况如下：“昨晚2时许，有二人到广慈医院谓有要事拜访就寝中之陶成章；陶面向内卧，被唤醒转头向外时，二人用手枪击中其太阳穴……”关於此一制裁事件，后来在毛思诚所著《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中，有如下的记述：“熟权公私利害，决先除陶，以定革命全局，事后自承其罪。盖其心出於至诚，绝非对人有所好恶於其间，此为辛亥革命成败最大关键；亦即公（蒋介石）革命重要历史之一也”。

然后，蒋介石便前往日本。日本在当时，和德国的学术交流关係颇深，学习德语的风气很盛，蒋打算暂且先在日本习得留学德国的基础知识。另一方面，则创刊研究军事学术的《军声杂志》。

“国际和平，世界大同，固我人所馨香祷祝；虽然，此特理想之谈耳！巴拿马运河开，而东西海防愈加其设备；西伯利亚铁路通，而欧亚陆防愈严其守御。各国抱殖民政策，以兵力为后盾，二十世纪以后，太平洋沿岸将成為各国驰骋角逐之场，祸在眉睫，我人必讲求保国之道。夫太平洋沿岸，其为万国竞争之焦点者，独我中华土地耳！西人有言曰：两平等之国，论公理，不论权力；两不平等之国，论权力，不论公理。是则俾斯麦所倡之铁血主义，正我国人所当奉为良师者也。我国此次之革命，名为对内，实则对外；对外问题最重要者，为军事。吾国人今日对军事所最宜注意者，一曰鼓吹尚武精神。二曰研究兵科学术。三曰详议征兵办法。四曰讨论国防计画。五曰补助军事教育。六曰调查各国军情。以上诸纲，均为军事之关键；而列强所恃以雄视世界者，其大端不外乎此。本社同仁，编辑《军声》将欲揭破各国之阴谋，而晓音瘖口警告国人以未雨绸繆之计者，意在斯乎！”

以上论文，是在1912年11月1日发行之《军声杂志》创刊号上，蒋介石亲笔所撰发刊词的节录。从中看出，他认为对於在列强窥伺之下呱呱坠地的中华民国来说，首先必须具备的是“自立自强的力量”。　　

五、创办军声杂志

这本月刊的发行机构取名“军声社”，社址设於日本东京府下代代木山谷一四三番地，并在中国国内的上海棋盘街、北京琉璃厂、汉口花楼底等地设有发行机构，以及委托各省都督府军务司出售。在上海《民立报》所刊载的出版广告中说明：“本杂志之体裁，仿效日本偕行社记事之例，而略加变通……当此破坏初毕，建设伊始之际，凡论说、学术、调查、特别记事、特别纪录为最要，故本杂志权重以上五部。”

在杂志中，蒋会适时撰述军事评论文字发表。其题材，多属有关当时中国和世界局势问题，特别是对於俄、英两国在外蒙及西藏方面不动声色进行着掠夺中国领土的阴谋活动，敲响警鐘。《征蒙作战刍议》这篇文章，盱衡俄国煽动外蒙独立情势，引据历史详细论列日俄、中俄战争状态；同时希望对於平定外蒙的筹策能有所裨补。《巴尔干战局影响於中国与列强之外交》中，以在当时有“世界火药库”之称、情势日益紧张的巴尔干半岛为主题，论及英、德、法、意、奥等列强与巴尔干之关係，并申论我国所应采取的外交手段。

此后，有设想以军管区制度为军政统一的基础，引据美国军管区制度作例证，而作详细论述的《军政统一问题》。又有因北京兵变肇端乃至各地陆续兵变现象，而撰述的《革命战后军政之经营》等等文章。很难想像，这些文章是出自一个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26岁青年之手。1912年冬季，蒋介石在日本的生活告一段落，回归故乡奉化县。翌年6月，终於决心启程赴德，为此，特地前往上海晋谒孙中山告别。

此时，袁世凯已将宋教仁暗杀，并违法签订了善后借款合同。孙盱衡时局，劝说蒋再作考虑，打消赴德留学的原意。孙先生当宋教仁被刺之后，立即主张举兵讨袁，他坚信终难避免於诉之武力以决一胜负，所以希望为准备万一实行军事动员而留在上海待命；於是蒋介石乃遵循孙先生的劝告停止出国，果然下月就发生了“二次革命”。

1913年7月。上海。蒋介石自辛亥革命杭州之役时平生初度上阵以来，不到两年，再度荷枪实弹，站上前线，面对的敌人却成了袁世凯。暗杀革命元勋宋教仁、漠视民意非法借款2500万镑、破坏以《临时约法》为原则的宪政体系、更继之以镇压国民党及其议员……袁世凯一再倒行逆施，使革命同志到了忍无可忍的境地。继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发难讨伐袁世凯之后，15日黄兴在南京举兵，第二次革命拉开了序幕。

关于这次战争的结局，蒋介石在好多年以后，对他的将领做了如下回顾：“民国成立以后，本党革命前后又经过10次的失败。第一次失败，即在民国二年（即1913年二次革命）。先是辛亥年本党领导武昌起义，不到3个月就推倒满清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其时同盟会一般同志，就以为革命已经成功。於是做官的做官，发财的发财，只图个人的安富尊荣，而不顾本党革命的成败，不肯执行党的决议，不遵守党的纪律，更不知道拥护领袖服从命令，完全忘记了革命的主义，形成自私自利的各种小集团，几乎使党的组织为之毁灭。於是到了民国二年的夏季，就为袁世凯所彻底消灭。”但是，不管成败，蒋介石总算是经过了战火的磨练和考验，真正走上了那条影响了亿万中国人上百年命运的军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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